郭鴻標:當傳統聖詩/聖樂與神學互相擁抱時
引言
感謝上帝的恩典,並謝謝香港聖詩會的邀請,為聖詩頌唱會十週年感恩頌唱會撰寫文章〈當傳統聖詩/聖樂與神學互相擁抱時〉。按題目來說,文章應該討論神學、聖詩歌詞與音樂的關係。筆者準備從三方面討論這個課題: 第一方面是聖樂與聖道,第二方面是聖樂觸動人心,第三方面是神學人與音樂人的相遇。
內容
聖樂與聖道
筆者首先從兩位宗教改革巨匠馬丁˙路德和約翰˙加爾文對聖樂的觀念開始思考神學與聖樂的課題。馬丁˙路德於1544年在圖嘉(Torgau) 講道時提出「我們親愛的主藉聖道向我們說話;而我們在禱告與頌讚中向上帝說話。」。[1] 路德十分重視教會應該正確宣講聖道和施行聖禮;同時非常重視崇拜中聖道與聖樂的配合。路德認為聖樂是上帝的道(Verbum Dei)的詮釋,聖樂必須承載聖道。所以,崇拜並非只有講道,唱詩時段亦是對聖道的詮釋。有些人認為崇拜就是聽道;這是一種十分單向的了解;以為崇拜就只是聽聖經。其實,崇拜是雙向的,虛心聆聽聖道與透過聖樂敬拜上帝。基本上,崇拜就是一種人與上帝的對話,人向上帝獻上頌讚;同時虛心聆聽上帝的說話。崇拜的前題是人認識上帝、經歷上帝、屬於上帝;然後是向上帝承認主權、讚美上帝、和表達內心的感受。崇拜是讓人與上帝相遇的時刻,聖樂將人帶到上帝面前;聖道是上帝親自臨近人中間。其實,人與上帝相遇的基礎是上帝願意主動與人溝通,讓人認識祂。上帝期待人的回應,人需要首先相信宇宙間有上帝,承認祂對宇宙、人類、個人有主權,然後在生活中實踐基督徒價值、有個人靈修與集體敬拜。聖樂主要是崇拜中唱頌的詩歌,所以是集體頌唱的。對於已經認識上帝的人來說,面對將要開始的一星期生活,首先聆聽上帝的說話,當人聽見上帝的話而得益的時候,內心充滿感謝,唱詩回應上帝。約翰˙加爾文於1536年版的《基督教要義》中,甚少談及音樂。1537年關於日內瓦教會的文章裡面,提出音樂是崇拜不能分割的一部份。加爾文認為只有《詩篇》才值得唱頌,因為詩篇觸動人的心靈。[2] 加爾文與路德同樣認為音樂乃上帝的禮物;兩人相異之處是路德認為音樂體現宇宙的秩序,加爾文反對這觀點。[3] 對於路德來說,音樂可以引領人通往永恆的上帝。對於加爾文來說,若果音樂反映上帝創造的秩序,那麼音樂便是一種引導人接觸上帝的途徑。但是,他認為音樂並非一種可以衝破人與上帝之間鴻溝的媒介,唯有從上帝啟示的聖道才能夠衝破人神間的距離。筆者發現兩位宗教改革者同樣沒有孤立地談聖樂;相反強調聖樂與聖道的關係。路德對聖樂方面比加爾文的接納程度高,路德可以採用所謂「世俗音樂」;但是加爾文除了篩選音樂外,過要規定歌詞必須是《詩篇》,後來亦擴充至十誡、信經部份。無論如何,路德及加爾文都同樣認為聖樂是對聖道的詮釋。現代人忽略聖樂的重要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忽略在崇拜中要主動投入對上帝的敬拜。很多人只是出席崇拜;卻還未參與崇拜。很多人聽聽講道,也不會把上帝的說話放在心裡,只是習慣地出席崇拜。筆者發現有些弟兄姊妹在崇拜裡也不會一起唱詩歌,只是被動地參與崇拜。因此,筆者認為教導弟兄姊妹欣賞聖樂、學習唱聖詩是當前一項重要任務。嚴格來說,講道與聖樂同樣在詮釋聖道。我們不應該把崇拜中唱詩部份視作可有可無,聖樂不單讓人從理性明白聖道;同時觸動人的心靈和情感。
聖樂觸動人心
路德認為音樂能夠安慰人心,並且幫助人進入「出神」(Ekstase)狀態。[4] 聖詩是基督活潑的見證,福音傳播是透過喜樂的聲音(viva voce)。[5] 路德一方面強調聖子上帝臨在崇拜中的聖道;同樣強調聖靈上帝臨在崇拜的聖樂中。路德重視詩篇的頌唱對應人喜樂、悲傷、恐懼與希望的情緒;[6] 加爾文則重視詩篇的唱頌能夠提升(esmouyer)及觸動心靈(inciter),使人對上帝發出讚美(ardeur)。嚴格來說,路德容許音樂反映人的感受,例如在困苦中得安慰,在基督裡面感到滿足快樂,加爾文則強調音樂要提升人的虔誠。在1543年《詩篇》序言中,加爾文清楚表示音樂能夠促使人對上帝更大的熱誠(Zele)。[7] 在1543年版的《基督教要義》中,加爾文提出「適應原則」(Principle of Moderation),強調音樂需要被塑造與「聖經文本」配合。[8] 加爾文認為人性墮落並且容易講惡毒的話,因此聖詩必須出於上帝的話。因此,加爾文在歌詞創作方面並非留下豐富的創作空間;這方面與路德不同,路德鼓勵人可自由地按福音的領受創作詩歌。加爾文明顯地採用《詩篇》作為歌詞,完全是出於聖經,是上帝的話。對於路德來說,作曲者藉著音樂詮釋「聖經文本」,其實是詮釋「上帝的話」(Verbum Dei)。因此,聖樂重要的地方是「承載」上帝的話,而上帝的話能夠滿足人心靈的需要。總的來說,路德對於歌詞樂曲與聖詩歌詞創作,都賦予極大自由度及空間。至於加爾文除了只採用《詩篇》作為聖詩歌詞外,他對音樂亦有篩選,為要避免音樂的負面作用;提升音樂正面功用。[9] 加爾文關注的並非某種音樂風格能夠喚起人的感受;而是關注那種是甚麼感受,是驚歎上帝的偉大還是表達人的情感。當然,加爾文肯定音樂表達人的感受;但是他更願意運用《詩篇》表達人喜怒哀的感受。對加爾文來說,人的感受需要被上帝的話來過濾。同樣,音樂的風格亦需要接受篩選。在觸動人心靈,增加人對上帝更大的熱誠的大前題底下,加爾文強調聖樂必須要有「重量」(pois) 及彰顯上帝的「偉大」(maieste)。[10]
筆者同意聖樂應該具備令人產生「崇高感」的力量,讓人發現「另外一個境界」。上帝是「既超越又內在」的上帝,優秀的聖樂應該帶領人接近這位「既超越又內在」的上帝。筆者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身在德國,數天前曾經在教堂聆聽管風琴演奏,感受上帝的偉大,心靈振奮。這種感覺與在香港唱聖詩或者時代短詩的感受完全不一樣。若果筆者沒有這種被管風琴音樂震撼的感覺,以致讚嘆上帝的偉大的經歷,相信在思考聖樂課題的時候,仍然被「傳統聖樂」與「時代聖樂」的框框局限。若果把路德與加爾文對聖樂的觀點,放在「傳統聖樂」與「時代聖樂」的課題上,究竟有甚麼啟發性思維呢? 筆者認為路德的觀點較容易接受「時代聖樂」;而加爾文的觀點較容易接受「傳統聖樂」。
筆者認為真正需要捍衛的並非「傳統」;而是傳統中具有核心價值的東西。若果「傳統」能夠喚起人對上帝偉大的讚嘆,令人覺得上帝崇高;縱使那種音樂不是這個時代流行,也可以透過教導和學習,進入欣賞和投入的階段。若果「時代聖樂」能夠表達人的感受,表達對上帝的渴慕;縱使內容文字重覆,音樂技巧粗糙,也可以是一種表達方式。筆者希望推動「時代聖樂」的同道,要先有良好的音樂訓練,然後開創「時代聖樂」。一個有深度的填詞人需要有敏銳的觀察力,深悉人心的感受,採用精煉的文字表達複雜的內心世界。同樣,一個有屬靈深度的基督徒填詞人需要有敏銳的觀察力,深悉人心的感受,同時具備從聖經角度看人生的眼光,採用精煉的文字表達複雜的內心世界,引領人在各種人生際遇中看見上帝的同在。除了填詞外,還要懂得作曲,兩千年教會歷史裡有很多傑出的作曲家及填詞人,路德寫的「基督已復活」(Christ ist erstanden)與「堅固保障」(Ein feste Burg ist unser Gott)是聖詞的典範,歌曲充滿音樂感,同時激發人對上帝的信靠。若果我們把這些經典作品與「時代聖樂」比較,明顯地上述兩首「傳統聖樂」都優勝。筆者期待推動「時代聖樂」的同道,努力在音樂和神學造詣上充實自己。筆者在參觀瑞士巴塞爾大教堂(Basler Münster),驚歎天花的雕刻,相信藝術家需要多年專注努力:才能夠完成。若果把他們求學的日子計算在內,應該一生人的成就,只是完成一兩件藝術創作吧。
神學人與音樂人的相遇
馬丁˙路德認為音樂是上帝的恩賜,並設立音樂學校訓練孩童,路德認為人不單唱歌詞;同時用心靈的理解和共鳴唱頌。[11] 對路德來說,神學就是頌讚(Theologie ist Doxologie),所以神學人應該內心充滿讚美,並且需要懂得欣賞音樂。筆者認為路德對聖樂的觀點較有創造性,特別在歌詞的撰寫方面,展示一種神學創作成份。由於筆者並非音樂人,探討音樂人與神學人相遇的課題;只能夠引證他人的觀點。神學人祈克果(Søren Kierkegaard)、巴特(Karl Barth)、漢斯˙昆(Hans Küng)都是喜歡欣賞莫札特(Wolfgang Amadeus Mozart)的音樂。莫札特的音樂給予這三位神學家的靈感: 祈克果提出的非宗教美學境界、巴特對創造主榮耀的描述、漢斯˙昆認為音樂是朝向超越上帝的路徑。[12] 路德對音樂熱愛的神學原因是音樂藝術是通往超越的上帝的一條通道,路德的神學理據是是「有限能夠承載無限」(finitium est capax infiniti)。加爾文認為音樂藝術並非通往超越的上帝的一條通道,正如一切文化元素都並非通往超越的上帝的一條通道,他的神學理據是是「有限不能夠承載無限」(finitium non est capax infiniti)。路德與加爾文兩人開展出不一樣的文化神學,在了解路德與加爾文兩人對文化的觀念後,我們可以更清楚他們對聖樂的立場。很多人以為路德高舉十架神學,貶低自然神學,就假設路德輕看文化神學。其實,路德的音樂觀念相當與時並進。至於加爾文以致改革宗傳統都認為神學言說及音樂都只能夠在上帝啟示底下作順服的回應。很多人以為改革宗神學家必然要求聖樂好像「樣板戲」一樣歌頌革命事業的偉大,要聖樂為神學服務。其實,改革宗神學家亦有對音樂具備獨特見解的學者,改革宗背景的巴特在撰寫《教會教義學》的時候,他每天聆聽莫札特的音樂,然後讀報紙,在卷三創造論及論虛無(Nothingness)部份,巴特展示對莫札特音樂中鮮明「對比」(Contrast)造成兩極對立的思維的修改,巴特描述上帝美善的創造、上帝的護理、上帝包容「光明」與「黑暗」。[13] 很多人以為巴特反對自然神學,就無法開展文化神學,更無法想像巴特熱愛莫札特音樂。事實上,兩位反對自然神學的學者路德與巴特,同樣都熱愛音樂。至於漢斯˙昆基本上認同巴特對莫札特音樂的詮釋;不過補充一點是音樂是通往超越的上帝的一條通道,讓人觸及上帝的奧秘(Mystery)。
筆者認為路德運用「有限能夠承載無限」(finitium est capax infiniti)的觀點討論聖樂,其實他所指的是聖樂所承載的聖道,就是「有限能夠承載無限」的原因。至於加爾文認為音樂本身是「有限不能夠承載無限」(finitium non est capax infiniti),並未討論若果聖樂承載聖道,究竟聖樂是否成為一條通往上帝的道路呢?筆者覺得音樂實在可以陶冶性情,讓人在繁忙的工作裡面仍然保持平靜的心境。聖樂的作用正是提醒人活在上帝管理的世界,上帝是真實地臨在世界。我們活在一個科技世界,彷彿科技已經決定人一切的生活方式。我們日常所看見的全部都是人的作為、人的影響和人的力量。我們極需要被提醒,我們看不見的上帝掌握一切。上帝的說話提醒人將目光轉到耶穌基督身上,藉著耶穌基督,認識天父上帝。聖樂用聲音的組合配合歌詞提醒人專心聆聽上帝,聖樂並非單單抒發人的情感;同時是引領人接近上帝。
筆者認為無論音樂人還是神學人,都應該有一種「有容乃大」的胸襟,千萬不要用「唯我獨尊」的態度處理問題。音樂人與神學人都是有執著和堅持的,通常碰到原則性問題,是不能夠容忍「和稀泥」的處理方法。當人各執一詞,把自己的道理無限放大的時候,結果只會是各走一方。筆者喜歡古典音樂,亦喜歡福音佈道、培靈奮興的詩歌,雖然對「時代聖樂」未達到熱愛的程度;但是仍然樂意學習投入。筆者認為兩千年基督教傳統確實是歐美或者西方文化主導的,今日是強調非西方基督教的年代。不過,筆者認為華人基督徒不應該用「本土化」和「處境化」的理由否定兩千年基督教傳統。筆者明白很多人對「傳統聖樂」沒有興趣,與他們對「歷代信條」沒有好感有密切關係。當人將基督教傳統縮減到一本聖經裡面,任何教會歷史的遺產都變成「可有可無」。若果我們標榜「聖經」;卻漠視兩千年教會歷史中釋經傳統及神學遺產,我們的神學詮釋將會變得狹窄和平面。若果神學人有上述這種思維,很自然覺得不需要音樂多元化,只需要功能化,只要那種音樂能夠吸引人,就是好的音樂。
總結
筆者認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聖樂,必然有其獨特之處,我們應該珍惜和推廣。除了承繼前人的屬靈遺產外,我們亦應該從事創作。當然,並非每一首「時代聖樂」都有流傳價值,隨著時間的過去,受歡迎的「時代聖樂」自然出現。筆者並非音樂人,無法給予創作「時代聖樂」的音樂人甚麼音樂上的建議。筆者只能夠提出從神學角度看,音樂人要補充神學知識的不足;比神學人要補充音樂知識容易一點。其實,無論音樂人還是神學人,都是委身於一門人不能夠操縱的學問上,聖樂與神學都是充滿奧秘的學科,筆者希望音樂人與神學人應該多一些交流,開發神學與聖樂的研究。願主賜福,阿們。
[1] Reformation und Musik. Das EKD-Magazin 4(2012),1.
[2] Jeremy Begbie, “Music, Word and Theology Today: Learning from John Calvin”, Lyn Holness & Ralf K. Wüstemberg ed., Theology in Dialogue: The Impact of the Arts, Humanities and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Religious Thought.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W. de Gruchy (Grans Rapids: Eerdmans Pub. Co., 2002), 5.
[3] Jeremy Begbie, “Music, Word and Theology Today: Learning from John Calvin”, Lyn Holness & Ralf K. Wüstemberg ed., Theology in Dialogue: The Impact of the Arts, Humanities and Science in Contemporary Religious Thought. Essays in Honor of John W. de Gruchy, 8.
[4] Jochen Arnold, “Ton der Tiefe. Musik als Gabe Gottes und Trost des Herzens, als Zeugnis von Christus, als Seufzen des Geistes und Botin des Evangeliums”, Das EKD-Magazin 4(2012),11.
[5] Jochen Arnold, “Ton der Tiefe. Musik als Gabe Gottes und Trost des Herzens, als Zeugnis von Christus, als Seufzen des Geistes und Botin des Evangeliums”, ,12.
[6] Jochen Arnold, 14.
[7] Jeremy Begbie, 7.
[8] Begbie, 11.
[9] Begbie, 12.
[10]Begbie, 13.
[11] Stephan Schaede, “Mit dem Dichter Luther began die Singbewegung der Reformation”, Reformation und Musik. Das EKD-Magazin 4(2012),9.
[12] David J. Gouwens, “Mozart among the Theologians”, Modern Theology 16(2000)4, 461.
[13] David J. Gouwens, “Mozart among the Theologians”, 465.